“你旅游见到的西藏是什么样子？”
湛蓝的天空，五色的经幡，盛开的格桑花，悠闲地坐在拉萨河边看流云和繁星……
“工作中的西藏又是什么样子？”
阿里一个县五分之一的人口等待脱贫，山南一家医院一名住院医师要照看20多张床位的病人，日土县林业局一个工作人员要管整个羌塘10个管理站日常状况的收集汇总和上报……
西藏缺人，尤其缺高素质的管理和专业人才。
每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市、县都会到全国高校招聘毕业生，希望揽才入藏，为祖国西部建设输入强有力的血液与养份。
2016年7月，商学院的徐银莹、外语学院的曹美玲从三角湖畔飞抵青藏高原，成为我校第一批主动选择去西藏工作的毕业生；
2017年7月，美术学院的黄玉备、化环学院的吴曼曼等4名毕业生再次从
奔赴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的阿里；
2018年7月，医学院的夏敏文、马旭等3名毕业生也从湖之北来到了山之南……
这群年轻的江大学子们在完成学业后走出校园，别亲辞友，远走千里，执着地投身到了祖国西部的建设和开发中……
快和慢：路要慢慢走，事得抓紧做
和黄玉备在微信上约的采访时间一改再改。从月初改到月中，从周六改到周日，从周日晚上8点改到10点，最后等连上线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对不起，让您等到现在。年底真是太忙了。”刚从单位回家的黄玉备第一句话就是道歉。三天前，他才从乡里走访完回到阿里革吉县纪委办公室，连口气都顾不上喘，又开始加班忙着把收集的材料整理汇总。入藏1年半，革吉的19个村他已经跑了个遍。
西藏日出晚，紫外线强，加上氧气稀薄，人体消耗大，容易疲劳。初上高原的人连路都不能走得太快，怕缺氧引发高原病。所以自治区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每天5个半小时，分冬、夏两制。看起来比平原地区的工作时间少了许多，但真到西藏工作就会发现，工作节奏一点不比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慢，甚至强度更大。西藏面积大，贫困人口多，高素质人才尤其缺乏，入藏的毕业生们很快就成了当地单位的骨干。黄玉备说， “5+2”、“白加黑”都是工作常态，双休日和晚上加班也很正常。忙起来一天要工作14、15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做事儿。“事得抓紧做啊，来到这里总要干些实事，留下点什么。”
参加工作1年半，黄玉备思考最多的是当地群众的脱贫问题。阿里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地区，面积比两个半湖北省都大，但人口只有11万，很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的石头山。黄玉备所在的革吉县仅18000人，脱贫对象就有4000多人，占到了五分之一强。“他们大多数是藏族牧民，没上过学，养牛羊为生，四季随草生草长而迁徙，基本靠天吃饭。要是遇上灾年或因老、病丧失了劳动力就会致贫。”
这两年国家加大了对西藏民生和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阿里的干部们借着这股“东风”想了很多办法去推进精准扶贫。革吉县以养殖业为主，但大多都是散养户。当地的干部们就把牧民们5、6户编成一个互助工作组，安排技术人员下到组里，把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牲畜感染病防治知识传授给大家，大大提高了养殖存活率和出栏率。黄玉备所在的革吉县纪委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各村落实精准扶贫情况的监督。他在今年的4到6月里，跑遍了全县19个村，走访了56户人家，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村干部入户扶贫的情况。地广人稀的阿里，有时去一户就要走5、6个钟头，翻山越岭，甚至连公路都没有，车上不去全靠腿爬。早上出去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回来的情况时有发生。忙起来中饭、晚饭都顾不上吃。累还是小事，关键阿里的平均海拔4500多米，有的村子甚至达到了5600多米，上去就可能缺氧。但黄玉备还是坚持走完了县里所有的村子，用笔记录下走访每户藏民的情况。“这样数据才准确，回来汇总分析后才能让干部们更充分地了解每户的致贫原因和面临的困难，有针对性制定下一步精准帮扶的方案。”
作为一名入藏干部，黄玉备也有自己需要对口的扶贫户，那是一位叫嘎的80多岁藏族老阿妈。嗄独自一人住在离革吉县140多公里的雄巴乡多仁村，原本放牧为生的她年纪大了，已无法劳动。黄玉备在今年2月接到对口帮扶的名单后，自己掏钱买了藏面、酥油茶、腊肉，坐车到老阿妈家去看她。嘎不会说汉话，他就找来会汉语的村干部作翻译，和老阿妈谈心，了解她的困难和想法。“她年纪大了，除了生活困难，最大的问题还是觉得孤独，想要有人陪伴。”黄玉备找到了老阿妈的侄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拜托她有时间就去看看老人，如果老人有任何需要，随时给自己打电话。黄玉备又到村里帮老阿妈办理了“五保证”，有了这个证，老阿妈每年除了能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还可以领到600元的生活费。现在黄玉备每个季度都会去看嘎，和她聊天，帮她干点活儿，再解决一些生活里的实际困难。“老有所养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和黄玉备不同，吴曼曼打交道的对象除了人，还有很多国家级保护动物。园艺专业的她到阿里后进的是日土县林业局。负责县里羌塘自然保护区10个管理站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报、下传以及站里的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巡逻的油票核准报销。“整个羌塘自然保护区有4.92万平方公里，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7种， 10个管理站聘了129名藏族工作人员……”说起保护区的动物与人员情况，吴曼曼如数家珍。
“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因为我们的救治重回大自然，是很开心的事情。”今年8月19日，正在值班的吴曼曼在局里接手了一只受伤的胡秃鹫。夏天的阿里日照强烈，一只翅膀受伤的成年胡秃鹫倒卧在路边，被人发现后送到了林业局。吴曼曼立刻和同事们拿来了药物给鸟儿治伤，又买来肉和骨头精心喂养它。一个多月后，这只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胡秃鹫伤愈了，被同事放归大自然。
一个人管10个管理站的资料往来和汇总上报，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数据，有写不完的材料。“人手永远不够，加班是常事儿。野生动物保护、植树造林、林业保护、湿地保护……都得在心里有本帐。这些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财富，要守好它！”吴曼曼说，她现在还在利用工余时间抓紧学习藏语，争取能说更多的藏话，和藏族管理员们更好地交流。
生与死：我是一名医生，手里握的是生命
夏敏文和马旭在学校时就是一个寝室的铁哥们儿。到山南市人民医院以前，马旭已经通过了武汉市三医院的面试，正准备签约。夏敏文找到他说，西藏山南缺医生来武汉招人。两人一合计，就双双报了名。过了面试，马旭才和家里商量。当过兵也在年轻时援过藏的父亲对儿子的决定非常支持，母亲有些舍不得独子，但还是尊重了马旭的选择。
2018年7月，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夏敏文、马旭和从护理学专业毕业的程秀红一起来到了西藏山南市人民医院。
马旭一到医院就被分到ICU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就遇见了一个全身80%重度烧伤的藏族女孩子。女孩只有25岁，送来时气道堵塞，全身渗出，神智昏迷，几乎没了呼吸。护士用吸痰器吸出来的全是血水。这种情况必须切开气管上呼吸机，但女孩喉头水肿严重到根本看不见气管。“看不到只能盲插！”带着马旭抢救的老师张兴荣当机立断。经验丰富的张兴荣也是一名援藏医生，此前是安徽省省立医院ICU的主治医师。抢救是争分夺秒进行的。张老师让马旭帮忙稳定住女孩的身体，老练地估算着气管位置，手术刀一划，气道开放，呼吸机的软管准确地盲插入气道内，女孩的呼吸也渐渐从无到有，平稳下来。“如果当时在两三分钟内没有完成插管，就救不过来了。”马旭说，此前做学生在市六医院实习时，只在手术台上看过老师们插管，但从来没有参与过真实的抢救，没想到一入藏就“上了前线”。
在ICU的两个月里，马旭参与了8次抢救。“看到一个生命被救过来的那一刻，真的太高兴了。”
实习医生进入医院的头一年要在各个科室轮转。11月，马旭到了急诊。急诊忙，最多时他一夜接诊过30多个病人。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医生面对生命逝去的沉重。
11月初，马旭到急诊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接到120，说工地上有人摔伤。他跟着救护车到现场，和护士一起拿着担架准备救人。那天晚上天黑得不透光，借着手电筒的光亮，马旭发现伤者摔在一个深3米、宽1米、长2米的坑道内，已经深度昏迷。周围的工友显然是蒙了，都呆呆地在坑道上看着不知所措。马旭当即让人找来梯子，第一个下到坑道里对伤者进行检查。头部渗血、瞳孔反射光消失、呼吸微弱……他拿出听诊器一听，心跳也几乎没了。“必须马上送院抢救！”马旭顾不上高原运动过量后的气喘，和护士一起把伤者绑在担架上，硬是用手举出了坑道。上了救护车，伤者的血压已经掉到了30，他立刻注射了强心针和升压药。从出事点到医院的七八分钟车程里，马旭不间断地给病人做着心脏按压，直到病人进了ICU，上了按压机，他才把几乎麻木的手从伤者的心口拿下来。“作为医生，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想一件事——救活他！”
可人力有时并不能产生奇迹。病人伤得太重，ICU的主治医生也无能为力。马旭说，他看着伤者停止呼吸，把所有的仪器从伤者身上拿下来的那一刻，心里有着深切的悲伤。“这是我第一个亲手抢救，又亲眼看着他逝去的病人。那个晚上太难受了。”
在急诊带马旭的老师是从医十多年的老医生了，看着年轻的医者情绪低落，主动和他谈心。老师告诉马旭，作为医生必须尽力救治病人，但医学不是神话，有时也要学会面对死亡，面对尽全力后的无能为力。“从那天开始，我才真正明白了一名医生的责任和担当。”
同在山南人民医院的夏敏文也是一到医院就上了手术台。他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麻醉科，接触了大量的手术病例。最长的一例手术从早上10点做到下午6点，作为麻醉师的夏敏文就在患者身边监控着麻醉用药量和她的生命体征，一站就是8个钟头。
两个月后他轮转到心内科。夏敏文在武汉六医院实习时没有接触过心内科的实际治疗，所以一切都几乎是从头学起。包括病历的撰写，病人的诊断和用药。山南医院心内科医生少，夏敏文的老师要管21个病人，这意味着他也要协助管理这些病人。他每天一边跟着老师查房，询问病人的情况，学习用药和治疗，一边看书自学相关药理和病程知识。20多天下来，他已经可以独立诊治心内科住院的普通病患了。“我刚接诊了一个13岁的藏族小姑娘，是病毒性心肌炎，心率过快，每分钟有104次。我每天给她做心电图监控心率，开了抗病毒和降心率的药，现在她恢复得很好。”
江大医学院的同学们成了马旭和夏敏文坚实的后盾。班上建了群，已经毕业的同学们都在不同省市医院的不同科室上班，工作之余经常相互交流临床治疗的各种经验和信息。马旭他们在诊治病患时，会针对病情在群里问相关科室的同学。有时遇到山南地区缺药，还会和同学们讨论用什么药物代替最为合适。
马旭说，在山南人民医院做医生的这半年里，救治了无数的病人，也经历过病人的康复与死亡。除了临床经验提升迅速之外，最大的改变是有了更强烈的责任心和作为医者的担当。“我们面对的是生命和患者的信任，治疗过程容不得丝毫疏忽！”
苦共乐：这里也是我的家园
“从武汉刚到山南市会觉得这里是县城，等下到乡里工作后再回去，会觉得山南是大都市。”曹美玲在电话里和记者开着玩笑。
虽然西藏现在整体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大都市比起来，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依然比较艰苦，尤其有些县城、乡镇，设施更是落后了许多。
曹美玲2016年7月刚到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工作时，住的房子里仅有一张1米宽、1.7米长的藏床，把抽屉倒过来放在塑料凳子上就是桌子。冬天零下十几度，不仅没有取暖器和热水，而且还常常停电。“有时一周停两次，一次停3天。手机充不上电，连电话都不能和家里打。”即使来之前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现实的艰苦还是把曹美玲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个冬天我靠‘一身正气’硬扛过来了！”曹美玲笑得很爽朗。事实上，除了慢慢去适应和调整，也是当地的人情温暖了这个初入藏区的姑娘。
曹美玲到下水乡人民政府工作时，遇到的第一个同事是党群科的主任普布央宗。87年出生的普布比她大7岁，对这个武汉来的毕业生像对待自己的妹妹。曹美玲也亲切地喊她“阿加”（藏语姐姐的意思）。知道生在江南吃惯稻米的小曹吃不惯食堂的面食，就从家里带煮好的粥、玉米和鸡蛋给她作早餐。英语专业的曹美玲一开始对党群工作不熟悉，普布央宗就手把手的传授经验给她。入藏两年半，曹美玲习惯了吃藏面、喝甜茶；习惯了下乡入户调查时，坐在二楼边喝新挤出的鲜奶边和村民聊天，听着一楼住的牲畜发出喳喳的“伴奏”声；习惯了帮扶的贫困户用不太熟悉的汉话亲切地喊她“小曹”……山南已逐渐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国家对藏区的投入大，发展也快。今年下水乡已不怎么停电了，网购也已通到了村里。”想念武汉的美食了，曹美玲就从网上买几包蔡林记的热干面，晒到微信朋友圈里，勾起了同在山南地区的小学弟夏敏文和马旭的口腹之欲，找了个休息日，两个医生坐着大巴从市里到琼结县找学姐打秋风。3个江大学子在西藏下水乡重聚，美美地吃了一顿热干面。曹美玲开心地发微信朋友圈，得意地写道“猜，谁来看我了？”
黄玉备说：“怎么看待‘苦’？只作两个比较，一是和前几批来的干部比，现在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二是和当地一些扎根藏区、尤其是在县乡一干就是二、三十年的干部比，自己这点苦实在不算什么。”他所在的阿里革吉县以前仅有一条小街道，县长王明杰到县里24年，引进了宾馆、酒店、工厂，建了牦牛基地……黄玉备说，看到前辈干部们扎根藏区，实干、苦干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与成就，触动非常大。“我想选择长留西藏，实实在在地给这里做些事情。”
2016年7月到拉萨的徐银莹已经把家安在了西藏。她今年考取了拉萨法院的公务员，谈了个从甘肃入藏工作的男朋友，准备明年带回家和父母见面。
她说：“拉萨现在也是我的家了！”
文/校报 陈敏英
